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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智慧

2001-02-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季红真 我有话说

《新时期幽默小说选》,季红真主编,

珠海出版社出版。

在100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诸多大师级的作家都留下了各种幽默的作品。鲁迅在黑暗社会制度的极度压抑中,迸发出痛苦的智慧。阿Q在法场上临刑前因为圈画得不圆而羞愧,孔乙己被打断了腿还要把偷书说成是窃书,都是黑色幽默的经典细节。老舍的《离婚》等作品,和坚持启蒙立场的鲁迅式辛辣忧愤的讽刺相区别,更多平常心,也带有更多温婉的同情。1949年以后的17年文艺作品中,能够施展幽默才华的,比较突出的要属赵树理。

70年代中期以后,幽默性的作品也大量涌现,主要是表现人民群众以机智和勇敢与“四人帮”做斗争。譬如方之的《内奸》,最早在主人公对政治的困惑中,揭示了一个时代的荒谬。孙犁、冯骥才、汪曾祺等都创作了一些对上一个时代进行嘲讽的、更接近狭义的古典幽默定义的作品。

在青年作家中,陈建功的幽默感更倾向于民间的立场。《盖棺》以民间的叙述,嘲笑了权势阶层。在另一些作家中,对于历史转机与社会变革的欣喜,使他们的幽默感更加单纯,表现为纯粹的喜剧性。张一弓的“黑娃”系列作品,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而另外的一些作家的幽默感则要复杂得多。如:史铁生的《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许多作家不再停留在对上一个时代和极左人物的嘲讽,而是针对当下的社会生活本身发表自己的感受。苏叔阳的《失踪的伯乐》、刘震云的《单位》、谌容的《减去十岁》、张洁的《来点葱,来点蒜,来点芝麻盐》、张辛欣的《疯狂的君子兰》、陆文夫的《围墙》、王蒙的《冬天的话题》、李晓的《继续操练》等作品,都以辛辣的讽刺嘲笑了社会生活本身的荒诞。他们的幽默感中,包含着很深的忧患意识。

还有一些作家的幽默带有纯粹智力游戏的特点,温和而别有慧心。譬如邓友梅的《战友朱彤心》,主人公一连串的喜剧性际遇,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境界很高的了悟。

在八十年代,王蒙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幽默作家。翻检他八十年代的作品,几乎有一半以上都可以归于幽默的名下,而且他的幽默风格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买卖提处长轶事》这样谐谑式的幽默;也有《说客盈门》式这样社会讽刺性幽默;既有《失恋的乌鸦及其它》这样机智性幽默,也有《葡萄的精灵》这样人生感悟的智慧性幽默;既有《沙拉爆炸》式自娱性幽默,也有《杂色》式酸辛的自嘲性幽默;既有《超级球星奇遇记》这样泼辣的嘲讽,还有《来劲》这样以语词的谐音游戏,进行反讽的调侃式幽默。他把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幽默,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完成了从狭义的古典幽默向广义的现代幽默的飞跃。而他极其灵活地发挥了汉语的表现力,借鉴了相声艺术的某些手法,同时将京味文化中的语言风格和书面语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变化莫测的幽默风格。

九十年代的幽默,比起八十年代要复杂得多。一方面狭义的古典幽默仍然盛行。譬如,李国文的《当令》等作品,在延续着他一贯的政治写作的同时,以更多的讽刺笔法,揭示出政治投机者的丑恶嘴脸。王蒙的《满涨的靓汤》等作品,比他八十年代作品中的幽默更辛辣。许多八十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步入中年之后,看待世界的眼光更平和也更犀利。譬如,刘恒的《天知地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都在主人公无奈的处境中,以苦涩的幽默表达了自己对于当下社会生活的看法。后者在一个下岗工人艰辛的处境中,寄托了深厚的人文关怀。他的幽默感,都是以人物的性格和语言为主要的表现方式,最接近狭义的古典幽默的概念。

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的广义幽默大批的涌现出来。八十年代的启蒙话语如晚霞消失,坚持启蒙立场的作家们首先陷入了国家意识形态和商业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压,这使荒诞感普遍地产生出来。他们面对着两种文化压力,一种是传统文化的压力,另一种则是现代文化的压力。这为他们洞悉历史和人性,提供了机遇。肖克凡的《好大一棵树》,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作品,现代的经济生活中的古老迷信观念,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反讽,巧妙的悬念既表达了很深的忧虑,也流露出对于世事难以把握的茫然。徐坤一方面坚持了八十年代的启蒙话语,在《白话》、《屁主》等一系列作品中,对历史与现实的荒诞性进行了深刻的嘲弄,《游行》则以泛性的联想动摇着正统的政治与道德的信念;另一方面则对九十年代的商业文化以及相关的艺术思潮,也进行了无情的嘲笑。《鸟粪》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对商业浪潮中思想价值失落的无奈,《先锋》、《梵歌》等作品是对艺术时尚的嘲笑,《狗日的足球》则是在不停的言说中表现了女人失语的尴尬。她已经没有了上几代作家的悲愤,而是以顽童的心态,不无焦虑地表达出解构的狂喜。

对于历史的嘲弄,超越了对社会局部现象的嘲讽,构成九十年代作家幽默感的重要内容。其中蕴含着的本体的荒诞感与黑色幽默的成分,使之更接近广义的现代幽默。老作家林希无疑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他的《相士无非子》等一系列小说,都是以天津旧时代的生活为素材,但其创作的动机是面对现实的。

对于八十年代启蒙话语的反思,是对历史重新认识的契机。陈世旭的《镇长之死》,是对自己八十年代成名作《小镇上的将军》的一次改写。主人公由将军转变为一个基层干部,叙述视角发生变化的同时,风格也由原先的单纯悲剧转变为更为复杂的悲喜剧。作者以满含悲愤与自嘲自谑的风格,以夸张的喜剧形式叙述了一个悲剧的人物。其中的许多细节,都具有典型的黑色幽默的特征。(本文为《新时期幽默小说选》序,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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